白癜风专科治疗好吗 http://www.znlvye.com/一、施蒂格勒模型：生产者总是赢
被选出的政治供给者不得不解决选民内部的需求冲突，不管他们是国会议员、市议员或地方学校董事会成员，他们都得这么做。而描绘公民、企业和利益集团这三种类型的需求者，普遍的看法是要以极不相同的方式进行。既然这样，公民就只有微弱的动力获取信息和参与政治活动。如果选举成本低而收益高，他们也许会参加投票，但仅此而已。搭便车盛行，特别在可以得到俱乐部和市场替代品时。小企业和公民一样，在政治上也不积极。它们的老板也许由于社会原因或为获取物质利益加入商会，但决非出自政治原因。据此观点，大企业有更大的激励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因为它们在经济上有更多的利害关系，并能对其他人形成更大的威胁；而且还因为行业内企业更少，它们作为一个集团行动的成本更低。企业会毫不犹豫地寻求租金，而企业集团能够比单个企业更有效地寻租。以公民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近年可能强大起来，但代表企业的集团力量仍然要强大得多。
正是从这个一般性的观点，产生了一种最早的现代立法规制理论.乔治·施蒂格勒坚持：“规制由行业谋取，并主要根据其利益被设计和运作。”施蒂格勒看到了行业利用国家权力能够获取利益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直接的货币补贴，但除非进入受到限制，否则这个办法注定会失败，如吉米·杜兰特多年前所讲，“每个人都想参加表演！”第二个更有效的方法是控制新企业的进入，或用更普通的术语，限制产出.施蒂格勒假设：“每个有足够政治权力利用国家的行业或职位都力图控制进入。”各种方法都可用来做到这点，包括设立对贸易的保护性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求职业许可，使进入更昂贵；限制新企业的产生，分割对价格有不同弹性的各个需求市场。
施蒂格勒感到，生产者对立法过程的影响较之消费者有明显优势，这只是因为企业数量更少，因而更容易花较少的成本组织起来。每个行业内的企业都可能比它们的消费者有更多同质性，而且它们已经组成了向其成员提供私人物品或物质利益的行业协会。由于企业数量少于消费者，它们的人均收入高于强加给消费者的人均损失，因而对行动的激励存在极大差异。一个消费者可能抱怨因为兽皮进口关税使其买鞋时不得不多付1美元，但很可能他不会以政治行动反抗该关税。更可能的是，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点。一个企业则可能因其出售很多鞋，从而由每双鞋多卖1美元而获取巨大利益。
按施蒂格勒的观点，如果被选出的供给者与生产者合作意味着政治支持、竞选捐款、未来的安排或者对一些人而言是贿赂的话，那他们往往就要这样做。作为自利的个人，被选出的供给者会对那些以最有力、最连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需求作出反应，而这正是生产者的需求，因为他们数目小，组织更好，而且人均收入高。
二、佩尔兹曼模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赢
在很多方面，施蒂格勒的生产者操纵立法过程模型只简单地勾勒出很多人“已知”的东西，即企业大、坏、敢于冒险，而消费者弱、小且缺乏组织。这中间有一个人们所熟悉，且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民党运动中尤为响亮的声音，它反映的是一种情感，即大企业坏，而小企业、农民、消费者和工人都是好人。在近年仍有很多支持施蒂格勒模型的例证，例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罗伯特·克兰德尔估计，在美国汽车制造商敦促下，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自愿出口限制，在80年代初使美国国内汽车的平均价格增加了约美元，美国人负担了这种消费者剩余损失。
对每一个有吸引力的理论而言，都有一些反证使人怀疑该理论是否正确。例如，假设生产者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就不可能期待会有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机构对工作条件详尽而有争议的规制，也不会指望70年代后期在诸如经纪人佣金、航空、有线电视、天然气以及石油订价等一系列的放松规制人们也不会看到年税制改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将相当的家庭税负转移给了企业，简化了课税法规，消除了主要的税收漏洞，并促成了伯恩鲍姆和穆雷《对古西、古尔西摊牌》这本标有古典书名的著作出版。
以上每个例证都表明有时个人而非企业也能占优势，不管他们是作为工人、消费者还是纳税人。因此，施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同事，山姆·佩尔兹曼提出了扩展的施蒂格勒模型。他的结论是立法规制依不同的环境可能有利于生产者，也可能有利于消费者。施蒂格勒模型集中于对规制的需求和根据企业利益限制进入，佩尔兹曼对供给方面，对是否被选出的自利供给者会提供对进入的限制给予了同等重视。如果生产者获益甚大而消费者在选举期间可能没有提出异议，立法者可能会提供进入限制。如果不是这样，就可能否决进入限制。
佩尔兹曼宣称立法规制者将力求最大化对自身有利的净M=n·f-N-n·h其中，n是潜在的受益人数目，f是受益人给规制者经济和政治支持的概率，N是集团规模，N-n是非受益人数目，h是非受益人积极反对规制者的概率。
施蒂格勒和佩尔兹曼模型都认识到进入限制常受到反对，而且会将财富从消费者转移到生产者。例如在80年代初，美国公平进口加拿大木材联盟，一个由个松木制品生产者和9个行业协会组成的集团，要求美国国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松木征收关税。它们以一定的正当性争辩道，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通过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公有木材、行业扶持、低利率贷款和税收刺激等方式，为加拿大木材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津贴。这个美国集团觉得这些津贴使加拿大在美国软木材市场中所占份额从年的19%增加到年的31%左右。有鉴于此，它们要求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该货物征收65%的高额关税。然而全国住宅建造者协会NAHB感觉此举将会把一幢8万美元的住房价格提高美元，因而是向美国生产者的一次大规模财富转移。
议征关税的后果是限制进入和提高木材产品的价格，这点很容易表示。假设国内的木材需求由DD曲线表示，国内供给函数SS表明在数量大于Q1时，进口加拿大木材比使用美国自己的木材更便宜。为了简化分析，假设进口价格木材的供给函数Si是水平线，或有完全弹性，意味着我们能买到任意给定数量的加拿大木材而不影响其价格。在均衡状态，国内总消费量将是Q4,其中Q4-Q1是进口量，而Q1-Q0来自国内。
现在，假设对从加拿大进口木材课征65%的关税，这会有几种效应：首先，会将木材价格从S;提高到S”；其次，会将从加拿大进口水平从Q4-Q1减少到Q3-Q2,而把国内木材在市场中所占份额从Q1-Q0增至Q2-Q0,这会为更多的木材厂工人提供就业，对西北部和南部的国会议员来说是个令人高兴的事情；第三，这将让阴影部分fdhg作为税收被美国财政部征收，该数量等于从加拿大进口量Q3-Q2与关税S;-S;的乘积。因而该关税的受益人将包括国内木材厂工人、当地社区和国内纳税人。
该关税的第四个影响是更直接的财富转移，它是佩尔兹曼模型的核心。征收关税对国内软木材产品使用者的消费者剩余损失将是cdbe面积。价格上升而用量减少，如NAHB所观察到的，一个典型的新住宅将多花费美元。该损失之一部分，即阴影部分fdhg将成为美国财政部的新税入，但另一部分cfae将作为生产者剩余增量转移给国内生产者,这个量是生产者联盟成功寻租的结果。
上述最后一个影响表明，美国木材生产者是该关税最主要的受益者。它也显示了由佩尔兹曼模型引入的信息，即任何有关关税的行动都有各种各样的非受益者，其范围包括会受到严重影响的人，比如从为购买第一套住房而奋斗的年轻家庭，到受影响极小和不受影响的人。诚然，任何称职的经济学家都能用恰当的供求图表明，只有极少的人才不会因对一种基本建筑材料的进口征收65%的关税而不受影响。立法规制的一个要件是受益者和非受益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些影响，并且如果有行动的话，作为结果所采取的是什么样行动。右边的两项提示了两种行为：一个f表示受益者的支持，另一个h表示非受益者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