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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就业压力有所增加，消费增长乏力，有必要考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对就业和居民消费的支持。最新一期NFR工作论文《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关于促就业和稳消费的一点政策思考》尝试提出一个临时实施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方案。
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是指当个人的工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国家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与一般的福利支出不同，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前提通常是要求获得补贴的人必须有工作。
借鉴国外的做法，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就业增长目标，作者提出一个由对企业和对个人两部分组成的政策方案：第一部分为企业新增就业奖补政策。通过对企业的新增就业进行工资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第二部分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向低收入的就业人员，根据收入和家庭情况发放补贴。
作者指出，上述方案通过运用较少的财政资金，同时实现促进就业和拉动消费的目标，也可以缓解企业和家庭现金流问题，具有较好的精准性和激励相容性，而且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APP等现有税收基础设施实施，直达微观主体，可操作性强，可以作为现有稳就业和稳消费政策的一个补充。
*本文为NFR工作论文《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关于促就业和稳消费的一点政策思考》，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王曲石、朱鹤、盛中明。
图源/网络
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关于促就业和稳消费的一点政策思考
文
王曲石朱鹤盛中明
受国际形势动荡、疫情反复、国外经济增速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这种下行压力对民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有所增加和居民消费增长乏力，部分企业和家庭面临较为严峻的现金流甚至资产负债表问题。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通过加大宏观政策力度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是稳定就业和消费的根本。另一方面，也有必要考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加强对就业和居民消费的支持，这样不仅有利于帮助稳定经济全局，更是涉及众多家庭的重大民生问题。
我们试图提出一个临时实施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政策方案，通过运用较少的财政资金，同时实现促进就业和拉动消费的目标，也可以缓解企业和家庭现金流问题，具有较好的精准性和激励相容性，不简单发钱或者发券，不养懒人，而且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APP等现有税收基础设施实施，可操作性强。
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近期我国就业和消费的形势，然后简单回顾国外负收入所得税的理论和实践，再对负收入所得税和其它政策进行优缺点比较，最后提出一个参考性的负收入所得税的政策方案。
近期我国的就业和消费形势
（一）就业压力有所增加
今年以来，在俄乌冲突、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主要经济体增长减速以及新冠疫情反复等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影响下，我国宏观经济在开局良好的情况下受到了新的负面冲击。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在4月出现明显下滑。进入5月，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多数宏观经济指标出现环比改善，但就业指标改善幅度低于其他宏观指标。当前，整体就业压力仍然较大，5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与年疫情冲击之初的水平持平，显著高于疫情之前的同期水平，同全年5.5%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尚有一定距离（见图1）。
大城市和16-24岁青年群体面临的失业压力更大。3月以来，31个大城市失业率明显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见图2），且5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改善的同时，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还在上升，超过年疫情初期的水平。青年人群面临的就业形势也较为困难。年初以来，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不断上升（见图3），显著高于历史同期水平，并在5月达到18.4%。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低于历史同期水平。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目标是万，与、、年相同，高于年万的目标值。如图4所示，3-5月我国平均每月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万人，比//年同期的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数少20万人左右，仅略高于年的同期水平。
（二）消费增长乏力
今年3月以来，居民消费增长再次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年3-5月，社会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始终为负，且在4月录得-11.1%的同比增速，仅次于年疫情之初的水平。而餐饮收入、客运量等表征服务消费水平的数据表现尤为疲软（图5、6）。
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和资产负债表受损正在成为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疫情会直接影响接触性服务消费，也会影响到线下实物消费，但对实物消费的影响部分程度上会被线上消费所抵消。同时，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还有可能迫使居民延迟对耐用品，特别是汽车的消费。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部门的长期预期也在发生变化，对最终消费支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根据朱鹤和盛中明（）的测算，以疫情之前的趋势水平为基准的话，当前消费的潜在缺口大概在8%左右。其中，可支配收入下降是导致消费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大概能解释6%的消费缺口，剩下2%则来自疫情的影响（→促消费的基础和关键）。朱鹤（）认为，从居民目前的行为模式可以推断出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出现了系统性变化，这无疑会对消费支出产生直接影响（→复杂环境下，居民长期收入预期或现系统性变化）。王曲石等人（）进一步指出，疫情反复冲击，部分行业资产重估和我国中长期发展模式的转变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企业和居民部门可能存在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况，从而导致消费和投资增长乏力（→工作论文｜资产负债表受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就业和消费直接关系民生，影响面广，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考虑既运用宏观政策工具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从根本上为就业和消费增长提供支持，还需要考虑进一步出台专门的、有针对性的政策稳就业、稳消费，从而达到保障民生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负个人收入所得税也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策选项。
国外关于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理论和实践
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是指当个人的工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国家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通常情况下，个人工作收入越高，国家支付的补贴越少，当个人工作收入超过某最低水平时，国家不再向个人支付补贴。与一般的福利支出不同，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前提通常是要求获得补贴的人必须有工作。
负个人所得税最早是在年代英国起草《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Report）过程中，由朱丽叶·里斯·威廉姆斯（JulietRhys-Williams，见Sloman（））提出。《贝弗里奇报告》成为了后来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福利制度的蓝本，但负收入所得税的建议并未被报告采纳。
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最为著名的倡导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倡导使用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来取代当时美国各种复杂福利制度。弗里德曼认为当时的福利制度不仅养懒人，对试图找工作的人有强烈的负面激励（因为福利水平是随着工资增加而1:1下降的，相当于%的边际税率），而且当时的福利制度会导致社会对立，形成两个阶层：交税的人群和拿福利的人群。
弗里德曼认为，负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仅没有当时的福利制度的激励问题，还有很多优点：第一、负个人收入所得税仅仅根据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发放，不需要像别的福利制度还要考虑年龄、职业那么复杂；第二、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提供的是现金，这是低收入人群最需要的；第三、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可以取代当时各种纷乱的福利制度，简洁明了；第四、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可以节省大量管理成本，并且可以比较精准的帮助低收入人群；第五、负个人收入所得税对市场价格没有扭曲。
弗里德曼的推崇尽管并没有使得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立刻成为美国的主流政策，但他对当时福利制度的批评和强调福利制度必须考虑不养懒人的激励机制改变了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福利制度时思考的方式和框架。此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推出了有负个人收入所得税特征的补贴制度。
美国的收入所得税抵免（EarnedIn
